有论者认为，目前的文学之所以肤浅，就是因为缺乏丰富、深刻的理性精神。此话说得有理，但又不完全有理。因为只强调理性精神而不强调感性精神，对于文学实在没有多少实际意义。理性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必须通过感性的丰富性、深刻性来实现。离开了感性的理性精神，即使再深刻、再丰富，也只能成为外加的赘疣。依我之见，这就是在经历了20年的文学实践之后，我们所获得的关于现实主义的经验和认识；而改革题材的小说创作，就正是朝着我们已经认识到的这个方向作出自己的努力的。
改革题材的小说，是新时期以来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学品种。改革题材的小说发轫于“改革文学”，活跃于80年代的前期，大约有四五年的光景。如果将它的这一段历史同相应的改革生活的历史相对照，我们会看到一种不能不觉得别扭的现象：生活中的改革首先在农村展开，而“改革文学”却首先从描写城市改革起步，且一直都是以描写城市改革为主；然而，到了1984年开始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，似乎是写惯了城市改革的“改革文学”却又陷入了沉寂。“改革文学”一向是被视为力求与现实的改革生活保持同步的文学，可是如此看来，它不仅没有同步，反而产生了较大的错位，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？恐怕只能说明“改革文学”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并不在改革生活本身，而在某种改革理念之中。换言之，“改革文学”是从对于改革的理性认识出发，通过艺术想象将这种理性认识形象化，从而在作品中表现关于改革的某种设想。据我分析，这大致就是“改革文学”在整体上的创作思路和创作特点。
真正从实际存在着的改革生活出发来描写改革的小说，出现在1983年，其标志性的作品是《鲁班的子孙》。这部中篇不仅写出了农村改革带来的可喜变化，而且写出了变化之中农民们的某种困惑，尽管依旧表现了非常强大的理性，并引发了一场关于怎样看待改革及其道德影响的争论，但作为最早描绘农村改革的一部作品，它所显示出的那种生活的实感和质感，却显然迥异于以往的“改革文学”。此后，这类创作日益增多，遂形成了改革题材小说的又一道风景。它们与“改革文学”有所不同的是，“改革文学”总是要围绕一个有关改革的中心事件展开故事，而它们则大都没有这样的中心事件，就写改革在人们的日常生活、风俗习尚、心理心态等方面的细微影响。不妨说，它们对于改革的描绘是边缘化、世俗化的。在我看来，这样的边缘化、世俗化，也许正是对“改革文学”的理性化、理想化的反拨，表明了我们的改革题材小说创作的生活意识的开始自觉。当然，边缘化、世俗化的描绘也相应减弱了作品震动、振奋人心的艺术力量，造成了某种遗憾。
改革题材的小说创作发生上述变化的时候，正值80年代的中期。此时有两种文学思潮涌动得颇为剧烈：其一，是欲求开拓传统的文学思路的“文化寻根”；其二，是欲求改变传统的文学思路的“现代主义”。两种思潮虽然各有各的文学主张和看法，但在一点上却是不谋而合的，就是都认定了以“载道”为己任的传统文学存在着过于浓重、过于强大的理性，并且都试图削弱它，以使文学得到更准确的社会定位、更好地实现自身的价值。大概是因为我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根深蒂固，两种文学思潮冲撞、交汇的最终结果是，形成了80年代后期的被称作“新写实”的文学。从后来的发展看，“新写实”始终执着于描写人的某种文化生态，里面显然既有对“文化寻根”的承袭，又有对“现代主义”的借鉴。因此，其中虽然不乏描写当下生活的作品，但文化解构的结果却把生活变作了“过日子”，改革在这里则近乎销声匿迹了。至此，改革题材的小说创作也便陷入了一时的沉寂。
进入90年代之后，当我们的文学重新涉足改革题材的时候，它的面貌已经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。这就是被概括为“分享艰难”式的小说。从平视生活的写作态度和叙事方式来看，这类创作显然是从“新写实”脱胎而来，但却已不再局限于“新写实”情有独钟的那种“过日子”的烦琐细碎，而是将目光移向了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，尤其是经济现状的困窘，写出了城乡改革、社会转型的种种艰难。评论界普遍认为，这类作品对于改革生活的描写，其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，但却缺乏理想的亮色，因而缺乏鼓舞人心的力量。诚哉斯论。这样的批评其实恰恰说中了“分享艰难”式文学的思路特征，这就是：严格地从生活实际出发，严格地从感受到的生活出发；而感受不到的东西，属于理性范畴的东西，则决不外加进作品之中。这样的文学思路也许并不是完全可取，但它至少要比理性化、理想化更具真实性品格。而在事实上，经济转型的初期也的确是困顿竭蹶非常之大、非常之多，人们从中看到转机必然需要一个痛苦的过程。文学当然也是这样，甚或更是这样。
果然，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，随着作家们对改革的感受的逐步深化，尤其是随着社会生活本身一道道霞光霓彩的逐步呈现，到了90年代的末期，一部分超越“分享艰难”式的改革题材长篇小说涌现出来了。其中，较有代表性的是《车间主任》、《人间正道》、《天下财富》等。乍看上去，这些作品确实很像当初的“改革文学”，但细加分析比较则会发现极大的不同。首先，它们侧重揭示的是改革所面对的经济状态、生存状态，这与“改革文学”侧重揭示设想中的“改革”与“反改革”的斗争过程不同。其次，它们对于人物形象的刻画所着重的是其现实性精神品格，这也与“改革文学”着重于理想性精神品格不同。总之，90年代后期改革题材的长篇小说，无论是揭示现实，还是展现理想，都显然是非常注重脚踏实地了。
当然，如此概括改革题材小说的进步，决不意味着它就发展得尽善尽美、无可挑剔了。事实上，这类创作始终存在着情与理的关系把握不好，特别是理胜于情的弊病。而它的发展变化之所以值得肯定，也就在于它已经觉察到、意识到了自身的这一弊病，并正在努力地加以克服。分析起来，这里涉及对于现实主义文学的认识问题，也即现实主义的文学观问题。前前后后的变化，也是现实主义文学观变化的表现。
文学的本质是审美的，而审美就不可能不强调美感、强调感性。现实主义主张“按照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进行描绘”。也就是强调对于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的感性显现。然而，那种将文学的本质规定为理性认识的观点，显然忽视甚至无视了这一点。这样，过于浓重、过于强大的理性就不能不掩蔽乃至破坏文学的感性显现，使之偏离社会生活的本来面目。“改革文学”留下的遗憾正在于此。当然，这也不是说现实主义应该排斥理性、拒绝理性。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没有理性的文学，现实主义尤其讲究理性的丰富性和深刻性，从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是它的一个优势所在。“分享艰难”式的作品之所以令人不满意，也就是因为受条件所限它的理性思考流于浅表，未能较好地体现这个优势。理性过强则往往失真，理性不足则陷于平庸，看来，现实主义文学所要求的是情理兼胜。那么，究竟可以怎样把握两者的关系呢？这恐怕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像我国诗论、文论中经常提到的那样：理生于情，理寓于情。也就是说，文学的理性必须来自感性，并被寄托在感性之中。在这里，两者的关系是十分明确、十分确定的：感性是前提、是基础，而理性只能是产生于、包容于其中的东西；因而，理性也就不能不接受感性的约束，与之保持一致，而不能超越感性，凌驾于感性之上。概而言之，深含理性思考的饱满感性显现，就是现实主义文学需要达到的高度。有论者认为，目前的文学之所以肤浅，就是因为缺乏丰富、深刻的理性精神。此话说得有理，但又不完全有理。因为只强调理性精神而不强调感性精神，对于文学实在没有多少实际意义。理性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必须通过感性的丰富性、深刻性来实现。离开了感性的理性精神，即使再深刻、再丰富，也只能成为外加的赘疣。依我之见，这就是在经历了20年的文学实践之后，我们所获得的关于现实主义的经验和认识；而改革题材的小说创作，就正是朝着我们已经认识到的这个方向作出自己的努力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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